王家卫们的上海也是上海

记者｜林柳逸

编辑｜黄芳

剧集《繁花》

一

60年前，五岁的王家卫跟随父母离开上海，他似乎保留了对那个作为“世界主义俱乐部”的上海的记忆。在他离开之后，上海的摩登腔调多少为历史话语所裹挟，这期间的世情，在金宇澄笔下的亭子间和工人新村里，被细细记录了下来。

到了剧集《繁花》中，阿宝的曹杨新村岁月，连同原著中的整个六七十年代，被一并隐去。王家卫把阿宝送进“远东第一楼”和平饭店的大套房里，又让这座城市昔日的奇迹特质重新浮现出来。

这场对“上海”的遮蔽与凸显，似是王家卫对他心中某种“上海传统”的恢复。那么，他要在上海这样的大都会身上投射什么样的梦幻呢？

剧集《繁花》

二

1930-1950年代，上海曾把最时髦的商业和文化往香港带。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纷飞的战火让大批定居上海的知识分子南下。上海电影界的大亨重新在香港办起他们的公司；永安和先施等百货公司也建立了他们的香港分部；随着上海资本在港的兴盛，纺织业应运而起，真真假假的“上海裁缝”在香港遍地开花。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经历了一个“上海化”的过程，如火如荼的现代化进程像是传奇大都会的镜像。

1940年前后，作家张爱玲离开上海，来到香港。她对这里的感受相当复杂，在她看来，香港在摹仿西方时，终究是太喧哗了。而同时期的上海不是这样，至少不完全是这样：上海更有一种文雅的世故。这在语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张爱玲认为其时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表示：“如要停车，乃可在此。”某种英式中文的典范。而在上海，到处可以找到具有本土性灵的文字。张爱玲遁入市井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在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在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上，她又看见骈散并行的阳湖派文体广告词，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凡此种种让她感叹：“到底是上海人！”

一个平常的工作日，我乘坐电梯上行，在载满晨间困倦的狭小空间里，一名男子劳烦我替他按下十层。他先用上海话讲了一句“十楼”，又用法语说了一句“Salut”（致意之意），紧接着，还有一声恰到好处的、自嘲的笑。我在体悟上海人语言内敛的灵性与俏皮时，常常会想到这一场景，沪语中独有的，幽默、可爱、曲折的自我讽嘲。

上海话可能是中国最年轻的方言之一，直到民国初期才逐渐成型。

学者卢汉超说上海人气质的精髓是精明，这是由商业造就的。其实上海话亦然。我在一次采访中听吴语研究学者钱乃荣讲起过，“上海方言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生活词汇商业化，另一个是商业词汇生活化。”诸如“卷铺盖”（辞退）、“垫台脚”（行贿）等词汇，皆是生活浸润商业的体现。而在“卖相”、“翻老账”、“打包票”（包在我身上）、“讲斤头”（各不相让）等词中，又可以见到商业行为对日常生活的侵袭。

言语与性格中的商业精明气，并不仅仅意味着市侩，也有时候，它意味着一种“对生活勇敢果断的想象，用中国的一句成语来形容，就是敢于为长期利益而‘掷金如土’”。（卢汉超《霓虹灯下》）

除此之外，沪语的魅力还在于，它是联络本地方言与世界其他语言的斡旋者，其中自有一个国际化的文化空间。慢慢的，上海人把“Lane”变成了“弄堂”，把“house”变成了“号”，把“dear”变成了“嗲”……把外来的“pattern”逐渐内化为自家的“派头”。

文化身份的焦虑很少体现在沪语之中，更多时候，魔都更乐意将外来之物内化为自己语言中的贯通、跳跃与灵动。

王家卫电影《2046》

三

上世纪70年代伊始，香港开始了她的经济腾飞。小说《繁花》中，阿宝与雪芝谈恋爱，言谈中多少离不开“香港”；理发师傅将一张香港明信片插在镜子边沿，且把正面的香港风景尽量露出来，为的是自豪地告诉顾客，“这是亲戚寄来的”。

“1993年，家中刚有彩电，上面放的是金庸武侠片和《刑事侦缉档案》，到了2000年，电视里放的是苏永康的麦斯威尔咖啡广告，为此，我特意买了盘磁带《悲伤止步》，放出来的是粤语版。”这是80后同事的记忆。

而有趣的是，席卷上海的这股港风潮流，是在TVB拍摄的《上海滩》中达到巅峰的。在这部创作于90年代的港剧中，上海依旧是那个华洋杂处、品流复杂的冒险家乐园。

在学者李欧梵看来，香港大众文化中的“老上海风尚”并不仅仅折射着香港的怀旧，或是香港把自身的焦虑题记在一个老上海身上，倒更是因为上海昔日的繁华象征着某种真正的神秘。

那是作家刘以鬯笔下，贾利·古柏与海伦·海丝演《天长地久》的时代。《玫瑰玫瑰我爱你》《恨不相逢未嫁时》唱遍街头巷尾。霞飞路上有安南巡捕和帽上一只大红球的意大利水兵。舞厅里的菲律宾乐手在吹奏华尔兹与探戈。梅兰芳在天蟾舞台演出《贵妃醉酒》。大世界的文明戏，苏州河上的小船，胶州路的落日光，黄浦江的晨曦。黄包车夫的脚力与电车竞赛，跑马厅的金风针在阳光中闪耀⋯⋯

王家卫电影《2046》

四

在剧集《繁花》中，1990年代的上海重申了它昔日的梦幻。阿宝带着最朴素的好运和心肠，替我们所有人飞了一次。可这样一个完美的宝总，平滑得更像是一场梦。相比之下，那个被困在海鲜市场和一地鸡毛中的、不会飞的陶陶，更接近芸芸众生的真实。

Beyond的《不再犹豫》响彻了整部剧集，可最令我动容的却是陶陶的犹豫。

欲望的钥匙在手心里捏出汗来，却怎么也插不进小阿嫂的锁心。这扇诱惑之门、机遇之门，他开还是不开？在手握钥匙的挣扎和摆动中，最美的烟花开过，好势歹势统统打马而过。

只是，在所有没有起飞的惘然的宿命中，也总有一些没有为历史的车辙碾过的东西。无论在牯岭路海鲜市场，还是走进黄河路饭店包间，繁花的绽放与凋零仿佛无关于己，陶陶只是陶陶。这种“无关于己”中，有生活本身不变的韧性，那是上海最隽永的世情。我们知道，日常有时也是很接近于奇迹的。

剧集《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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